受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影响,各个国家的养老金制度设计存在着很大差异。
尤其是基本养老金作为第一支柱,是整个养老金制度设计的核心和重点,会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决定着第二、三支柱的发展规模。
2023年美国三支柱规模约41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1.5倍;2023年中国二大支柱规模13.6万亿元,仅是中国GDP的11%。
2023年美国退休、遗属和残疾保险(OASDI)年收入1.35万亿美元,账户规模2.8万亿美元;中国基本养老保险收入7.7万亿元,账户规模7.8万亿元。
(1)给付确定机制不同。美国基本养老金的给付确定机制侧重“公平”,强调发挥收入再分配职能;
而中国基本养老金制度兼顾“效率”和“公平”。给付确定机制既有收入再分配的考虑,也有长缴多得的激励性设计,使得退休人员养老保障主要依赖于基本养老保险,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限制了第二、三支柱的发展。
(2)替代率不同。美国的总体替代率是81%,其中美国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从始至终维持在39%左右,另外私人养老金替代率约为42%。而中国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约为39%。
这表明,中国的养老金替代率以基本养老保险(第一支柱)为主,而美国则是以私人养老金(第二、三支柱)为主。
(3)缴费率不同。美国基本养老金雇主和雇员的缴费率均是6.2%,而中国基本养老金单位缴费率为16%。
一方面中国基本养老金承担着更重的社会责任。中国企业单位基本养老金缴费率16%,要高于美国企业的6.2%。
其实这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年金要比美国低,因为我们的企业已经在第一支柱上承担了较大的缴费。只有那些特别挣钱的企业,或者ROE明显高于社会中等水准的企业,才有更多的钱去做第二支柱。
所以有些时候,咱们不可以简单比较三个支柱的高低,还要研究背后的机理和原因。
由此来看,中国基本养老金承担着更重的“保基本”的职责,承担的收入再分配的职责更重。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由于社会名义平均薪资增速高于人均养老金支出增速,使得中国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在年年在下降。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地区基本养老金仍然入不敷出,使得政府财政补贴压力逐年加大。
提高养老金替代率需要三支柱体系的协同发展,以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政府财政负担加重的双重压力。
由于中国企业承担的基本养老金缴费率负担已经不低了,政府接下来要通过更多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个人参加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其目的是通过多种渠道满足更高需求的养老保障,对基本养老保险起到补充作用。
9月11日,国务院发布了促进保险业高水平发展的第三个国十条,《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保险业高水平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第六条指出,要积极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全力发展商业保险年金,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养老保障和跨期财务规划需求。鼓励开发适应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新产品和专属产品……
2022年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落地,其中个人养老金被称为养老第三支柱,与基本养老保险(第一支柱)、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第二支柱)共同组成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三大支柱”。
有关养老金三大支柱规模及与美国养老险的结构比较,也成为近两年来市场关注的热点话题。
与发达市场国家三大支柱规模数据直接比较的“拿来主义”,或许并不能够“西为中用”!
实际上,受历史背景和文化、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影响,各个国家的养老金制度设计存在着很大差异。
尤其是基本养老金作为第一支柱,是整个养老金制度设计的核心和重点,会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决定着第二、三支柱的发展规模。
本次,“13精”将专注于中美两国基本养老金制度对比,从制度差异中探究我国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方向和发展趋势。
2023年美国三支柱规模约41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1.5倍;2023年中国二大支柱规模13.6万亿元,仅是中国GDP的11%。
2023年美国退休、遗属和残疾保险(OASDI)年收入1.35万亿美元,账户规模2.8万亿美元;中国基本养老保险收入7.7万亿元,账户规模7.8万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自2021年美国OASDI基金年收入已经连续三年低于基金年支出,导致OASDI资产规模已经连续三年下降!
美国基本养老保险起源于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案》,是政府推动建立的强制性联邦公共养老保险,通过以税代费(社会保障税)进行筹资。
美国基本养老保险给付对象是参保人及其家人,实际上已经将个人退休计划转变为以参保人家庭为基础的经济保障计划。
当前基本养老保险收支大多数来源于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其中2023年度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70506亿元,支出63757亿元;城镇和乡村居民养老保险收入6185亿元,支出4613亿元。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由政府强制建立和实施,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统账结合”模式。
直观来说,社会统筹养老金采用现收现付制,由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依照国家规定单位职工薪酬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并支付给当期退休人员。
如果基金支付不足时,由政府给予财政补贴。个人账户养老金实行预筹积累制,职工本人依照国家规定的工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个人账户,并作为退休后给付标准的重要依据,有助于提高个人参与的积极性。
接下来,结合文献资料(SSA,2022;董登新,2022;施文凯和董克用,2022),我们重点阐述一下两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差异。
美国基本养老金给付标准=0.9A+0.32B+0.15C。其中,A是指参保人指数化月平均薪资中不超过第一分级点的部分,B是指超过第一分级点但不超第二分级点的部分,C是指超过第二分级点的部分;0.9、0.32和0.15是美国立法规定的三个固定替代率权重。美国正是通过运用这种累退式替代率的方式实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功能。
参保人指数化月平均薪资,是参保人历年名义缴费工资与指数因子相乘,得到整个缴费期间的指数年薪,从中选取指数年薪最高的35年进行加总,再除以420个月(35×12),得到参保人的指数化月平均薪资。如果参保人缴纳不足35年,分母420不变。
这就意味着如果年份不足,将会导致分子变小,参保人的指数化月平均薪资水平越低,给付标准更倾向于吃“大锅饭”。简单总结就是,美国基本养老金给付标准就是“奖励推迟退休,惩罚提前退休”。
美国基本养老金的给付确定机制侧重“公平”,强调发挥收入再分配职能,使得高收入群体个体替代率低,低收入群体个体替代率高,这有利于保障低收入群体的老年生活水平。甚至对于高收入者来说,退休金不仅要缴纳联邦个人所得税,而且可能还要缴纳州个人所得税。
此外,由于美国基本养老金主要是通过联邦政府统一征收社会保障税进行筹资,给付确定标准也是全国统一,有利于维护市场统一,促进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
中国基本养老金给付金额(统筹账户)=(退休时上一年当地在岗职工月平均薪资+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2×累计缴费年限×1%。
相比美国而言,中国基本养老金给付标准是社会平均薪资与个人工资等权重确定,并且有长缴多得的机制奖励。应该说,中国基本养老金制度兼顾“效率”和“公平”。给付确定机制既有收入再分配的考虑,也有激励性设计。
我国参保人最低缴费年限只需15年,而美国参保人要想领取正常退休金,则需要缴费满足35年,如果缴费年数不足,则会拉低个人给付标准;如果超过35年,可根据较高年份的工资计算,则会提高个人给付标准。
美国基本养老保险一直维持着低缴费、低给付与“大锅饭”的制度属性,其退休金水映了底线保障的“平均主义”思想,低缴费率与低替代率相匹配,替代率从始至终维持在39%左右;
而中国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则由2000年近80%,下降到2023年的39%,现在与美国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基本持平。
2000-2023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薪资复合增速高达11.8%,而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支出增速仅为8.6%。
由此来看,导致中国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下降的问题大多是社会名义工资上涨的速度明显高于养老金给付标准的增速。
美国基本养老金雇主和雇员的缴费率均是6.2%,缴费基数为员工工资。而中国基本养老金单位缴费率为16%,职工为8%。
中国企业支付的缴费率16%,要比美国的6.2%高。其实这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年金要比美国低,因为我们的企业已经在第一支柱上承担了较大的缴费。只有那些特别挣钱的企业,或者ROE明显高于社会中等水准的企业,才有更多的钱去做第二支柱。
所以有些时候,咱们不可以简单比较三个支柱的高低,还要研究背后的机理和原因。
尽管如此,美国基本养老金“保基本”的设计特点,使其运行几乎不需要联邦政府的财政补贴,当前联邦财政补贴规模不足0.2亿美元。
如果将财政补贴从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中扣除,那么很多省份养老保险基金当年已经入不敷出。
在减税降费的背景下,今后持续采用公共财政补贴应对养老金缺口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这也成为2018年政府推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现实背景,部分缓解了财政支出压力。
2023年中央财政安排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约1万亿元,重点向基金收支困难的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倾斜。
一方面中国基本养老金承担着更重的社会责任。中国企业单位基本养老金缴费率16%,要高于美国企业的6.2%。
其实这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年金要比美国低,因为我们的企业已经在第一支柱上承担了较大的缴费。只有那些特别挣钱的企业,或者ROE明显高于社会中等水准的企业,才有更多的钱去做第二支柱。
中国基本养老金承担着更重的“保基本”的职责,承担的收入再分配的职责更重。也许第一支柱和第三支柱才是中国养老金制度的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由于社会名义平均薪资增速高于人均养老金支出增速,使得中国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在年年在下降。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地区基本养老金仍然入不敷出,使得政府财政补贴压力逐年加大。
提高养老金替代率需要三支柱体系的协同发展,以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政府财政负担加重的双重压力。
由于中国企业承担的基本养老金缴费率负担已经不低了,政府接下来要通过更多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个人参加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其目的是通过多种渠道满足更高需求的养老保障,对基本养老保险起到补充作用。
社会平均薪资的多数职工没有支付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能力,因此,最终结果只能造成退休金问题差距越走越大,有违社会财富第二次分配向弱者倾斜的社会公平正义原则。
中美国情不同,保险政策不同,因此市场也不会相同。就像医保,政府虽然鼓励发展商业医疗险,但只能是基本医保的补充而不可能等量齐观。同样道理,商业养老险也只能是社保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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