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只有33个国家实现粮食自给，仅6个有对外援助粮食能力。流动限制造成农用生产物资转运不畅，农产品出口滞留，农业产业链遭到打击，一些国家颁布农产品出口禁令，威胁进口国的粮食安全。疫情肆虐，非洲人民的生产生活受到巨大影响。而年初刚刮过的70年不遇特大蝗灾卷土重来，规模加强到20倍，并威胁到阿拉伯半岛的也门、沙特和阿曼，西南亚的伊朗和巴基斯坦。受疫情隔离影响，非洲国家连进口杀虫剂都困难，进一步加剧了风险（图1）。

  国家有粮，百姓不慌。受有利农业气候影响，201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再创新高，达到13,277亿斤，约为全球谷物粮食总产量的24.4%。小麦、大米、玉米三大主粮基本自给，对外依存度低，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不大；粮食应急保障体系通畅，农资企业复工率超过98%，春播粮食进度快于同期。疫情考验进一步印证了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端稳饭碗才能更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全球粮食供应长期处在“紧平衡”状态，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资源退化、环境恶化和突发状况等造成的威胁无处不在，粮食成为重要战略物资。中国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尚没办法掌控国际市场农产品流通的定价权和贸易的话语权，不可能依赖大量进口粮食，只能适度调剂余缺，粮食安全问题尤为重要。

  如今，我国粮食生产的集聚效应日趋明显。粮食主产区包括辽宁、河北、山东、吉林、内蒙古、江西、湖南、四川、河南、湖北、江苏、安徽和黑龙江，共十三个省区（图2），与土地养分质量等级分布的拟合关系总体较好（图3）。1978年以来，十三个粮食主产区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强，近年播种面积从始至终保持全国七成以上，持续贡献着全国3/4以上的粮食产量和90%以上的增产粮食。2019年，十三个粮食主产区共播种粮食作物87,654千公顷，占全国75.52%；粮食总产量达52,370万吨，占全国78.89%。

  我国人均耕地少且质量总体不佳。适应未来需求，更好保障粮食安全，要不断综合考量如何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升耕地质量和提高粮食产能。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的实施恰逢其时，划定比例一般为本地耕地面积八成以上，划优保优并落实到地块，统一纳入国家数据库严格管理。同时，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耕地质量，注重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养分，由简单“保耕地数量”转向“数量、质量和生态”一体发展。建设高标准农田一般能提升耕地质量1-2个等级，提高粮食产能10-20%，平均增产粮食100公斤/亩。2011年至今，我国累计建成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6.4亿亩。

  受传统生产优势、种植成本变化和地方政府补贴等因素影响，我国三大主粮生产整体呈现明显的地域集中和北移趋势。以小麦为例，河南产量约占全国1/4，2018年共生产小麦3602.85万吨，其次是山东和安徽、湖北、江苏、四川、陕西。大米产量主要在南方的湖南、江西等省和北方的黑龙江；玉米产量更集中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和山东等北方省份（图5）。

  十三个粮食主产区有七个在北方，为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山东和河南。2019年，全国播种粮食116064千公顷，产出粮食66384万吨。北方七个主产区占据半壁江山，粮食总产量33255万吨，占全国50.1%，粮食播种面积占48.1%，对我国粮食供给起到决定性保障作用。（图6、图7）

  过去几十年，我国粮食生产销售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北方成为粮食增长中心，西部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南方粮食供需失衡日益严重。北方粮食主产区发挥着逐渐重要的作用，东北地区成为最大的粮食外调区，东南沿海成为最大的粮食调入区。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异位，给粮食流通带来很大压力，十三个主产区的粮食库存占到全国的71%，销区仅占9%。

  农业科技发展、生产条件改善，明显提高了北方地区的土地生产率，加速了粮食主产区演变。新耕作方式的出现，拉长了北方粮食生产的时间跨度，扩大了粮食适宜种植培养面积。玉米、小麦等优良品种被大力引进，特别是杂交玉米得到普遍推广，大幅度的提升了北方地区的单产水平。1950年时，北方粮食单产仅898.24公斤／公顷，如今早已超过6000公斤／公顷，增加了近6倍。2019年，吉林粮食单产6870公斤／公顷，高于绝大部分南方省份。

  江南自古物华天宝，长江中下游和珠江三角洲更是“鱼米之乡”，成熟发达的稻作农业一度成就了中国南方地区的文明加速发展。而在现今，除安徽和江苏仍保持较大规模的农业发展外，江西、上海和浙江的农业产量日益式微，即便有着“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农业比重也日趋降低。如今，中国粮食主产区转移至中部、华北和东北地区，鱼米之乡已经北移。

  历史上，南方一直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和重要商品粮基地，江浙、两广、两湖一带的粮食生产和供应在全国举足轻重。南宋开始，苏南农业生产发展较快，产粮甚多；明清时“湖广熟，天下足”，湖南更是清代主要的商品粮产地之一。中国粮食供应长期需要“南粮北调”，每年有近万艘漕船满载粮食由京杭大运河往北运送，清朝时每年从南方征收北运的漕粮更是多达400万石。

  新中国成立后，曾基于内外形势，确立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原则，提高北方粮食自给能力。但受制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南粮北运局面”未能根本改变。直到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发展，南方的土地、资源和人力更多地向二、三产业倾斜，我国粮食生产格局才显著改变，粮食生产重心逐渐北移。改革开放之初，南方的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以上，如今早已不足30%；北方粮食产量的全国占比则上升至50%以上。

  此消彼长，最近十年里新的“北粮南运”局面正在形成。北方的粮食生产供给能力慢慢地加强,东北优质大米地位渐高。若以人均粮食占有量来衡量，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已经高出全国中等水准1-3倍了（图8）。而南方随着经济稳步的增长和人口集聚，粮食消费不断激增,“北粮南运”需求量持续加大。

  2019年，吉林、辽宁和内蒙古分别增产粮食49亿斤、48亿斤和20亿斤，占全国粮食增加量的97.2%。东北地区（黑吉辽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成为中国粮食生产重要的“大粮仓”和“稳压器”，成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基地、全国重要的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关外新江南”地位不断彰显（图9）。

  东北地区农业资源禀赋最好、增产潜力最大，拥有无法替代的粮食生产优势。一是耕地面积广大。松嫩平原、辽河平原和三江平原组成的东北平原沃野千里，占全国1/5；二是适于大规模机械化耕作。东北地区耕地集中连片，农业机械制造业基础良好，农业现代化发展基础坚实（图10）；三是水资源充沛，拥有黑龙江、松花江、牡丹江和辽河等多条江河；四是农作物病虫害少，冬季寒冷漫长、夏季早晚温差大，年平均气温多在-5～11℃之间，不利于害虫生存、繁殖和过冬；五是耕地质量上乘，东北黑土带同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黑土带、乌克兰大平原黑土带齐名，被誉为世界最肥沃的土地（图11）。

  而在东北地区，黑龙江无疑是重中之重，粮食种植优势非常大。黑龙江地貌“五山一水一草三分田”，耕地面积全国第一，约2.39亿亩；耕地质量和产能全域评价中的优、良等地占98%；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66亿亩，全国占比由9.78%升至10.77%；东北黑土带主要位于龙江中部的绥化及周边区域。

  2019年，黑龙江粮食播种面积较上年增加123千公顷，达14338千公顷，占全国12.35%；粮食总产量7503万吨，占全国11.30%，实现“十五连丰”，连续8年保持全国粮食生产冠军省地位。粮食的总产量、商品量和调出量分别占全国的1/9、1/8和1/3，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图12、图13）

  黑龙江人均耕地面积远超全国中等水准，是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理想地。建国以来，黑龙江的农业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科技化水准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居全国首位，培育了绥粳18、东农252等大批优良品种，推广了水稻旱育稀植、大豆垄三栽培等高产模式，创建了370个现代农业科技园，建成了千公里科技示范带，成长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农业大省。粮食年产量提高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5倍，累计为国家提供商品粮1万多亿斤，是名副其实的“中华大粮仓”。（图14）

  七十年来，黑龙江的水稻、玉米和大豆生产能力大幅度的提高。水稻产量约占全国1/8，比1949年增加了130倍，粳稻产量更是占到全国50%以上；玉米产量达到全国产量15%，为1949年的20倍；2019年种植大豆6419万亩，占全国45.9%，增加了1068万亩，占全国增量的77.3%，大豆产量156.2亿斤，占全国43.1%，是1949年的7.3倍。黑龙江为“大豆振兴计划”实现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是我国最大的非转基因大豆主产区。

  现实中，很多粮食主产区是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支撑了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繁荣发展，“粮食大省、经济弱省、财政穷省”的尴尬境遇长期难以有效扭转。同时，农业用水在用水总量结构中一直占大头，粮食生产中心持续北移造就的“北粮南运”新格局，进一步加剧了北方多数省份在大多数年份里寻求更好发展机会时所面临的水资源约束压力（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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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城市中心规划院微信公众号，作者：姜鹏，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院信息室主任，原文刊载于《北京规划建设》2020年03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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