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不算非洲和拉美那些黑暗森林社会，在当今世界的文明国家中，有三个国家特别热衷于发动军事政变，他们分别是缅甸、泰国和土耳其。然而与其他两家不同，土耳其军队发动政变的起因却不是为了“门户私计”。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亚病夫由于在此战中站错队伍，惨遭列强瓜分。其中本土安纳托利亚高原大部分地区被列强划入宿敌希腊的势力范围。

  不甘于亡国的爱国志士们响应民族英雄凯末尔的号召，从四面八方前往安卡拉组建大国民议会试图救亡图存。经过五年的苦战，凯末尔在苏俄的大力援助下，成功赶走希腊侵略军。刚在一战中打得精疲力尽的列强也无意再与凯末尔打一场民族独立战争，双方于1923年在瑞士洛桑签署协议，确立土耳其的独立地位。

  建国后，凯末尔一心要改革图强。在他看来，土耳其过去上千年的宗教传统是制约国家发展最大的绊脚石。

  土耳其作为后发国家，想要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就必须要进行土地改革。而在世界里头，最大的地主非宗教集团莫属。想要强国就少不得要拿宗教势力开刀。话说宗教势力在当年独立战争中可是凯末尔的坚定支持者，可一朝成为拦路虎，凯末尔翻脸比翻书还快。

  为了打击宗教势力，凯末尔采取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没收寺土地，以“教产归公，神产均分”为由，将全国79%的耕地分发给无地农民。

  对于抗拒土改的顽固势力，凯末尔效仿隔壁慈父选择了物理超度。整场运动下来，十三万人被杀，三十七万人被判了无期徒刑。此外，他还关闭了所有宗教学校和寺，从根子上断绝教思想的传承。此举导致了一个负面后果，既宗教传承被迫转入地下，失去了正统教会的压制，各种极端宗派思想开始层出不穷。

  凯末尔很清楚，教在土耳其传承了上千年，其影响力根深蒂固，绝不是短短十五年就可以清除干净的。

  1938年，年仅57岁的国父撒手人寰前留下遗训，日后宗教势力回潮，土耳其军队有权发动政变拨乱反正。

  原来当年土耳其建国之后，国父为了展示向文明社会看齐的决心，拒绝了群臣劝进，毅然废除了苏丹（世俗领袖）和哈里发（宗教领袖）制度，为土耳其选择了西方的议会共和制。大家要知道民主也好，共和也罢，其核心要义就是两个字：分权。而分权有一个好处和一个坏处。

  好处是各种势力都能够最终靠金钱和选票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如果哪天有新兴力量崛起，想要取代旧的主导势力，那它能够最终靠议会斗争这种相对温和的方式完成权力交接，不需要动不动就发动社会革命。说白了吧，分权相当于把土壤犁松，新种子破壳而出时受到的阻力较小，也较容易存活。

  而在集权社会，权力土壤板结成一块，对新生事物发展的阻力大的多，往往要通过流血来实行更迭。而资本主义时代产业更迭频繁，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各种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这种情况下分权无疑是非常合适的。

  而分权的坏处就是必然造成内耗，以此来降低整个国家的运转效率。因此，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学习西方那一套的。

  因为，国家实力=总量×效率。既然要降低效率，那就一定要保证你的总量能够远远甩开第三世界，惟其如此，你才能在降低效率的同时仍旧可以他们，西方发达国家就是如此。

  相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总量本就比不上人家，你唯一可以拼的就只有效率，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还搞共和制那就是自杀呀！

  所以，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你只有先把总量发展起来，等跨入发达行列才有本钱实行所谓的民主。韩国、新加坡不都是这样搞的吗？土耳其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本当遵循先集权后民主这条路线，可开国之初过早选择了民主，这无形中给日后的政局动荡埋下了隐患。凯末尔在的时候倒还没什么，他执政时期国内只有一个共和人民党，就是他自己。再加上他有开国领袖、民族英雄的光环加身，根本没人能够竞争得过他。与其说是民主，其实更像是集权。所以，凯太祖在的时候，国家发展得红红火火啥事没有。

  可等到第二代接班人上位后，局面就开始有点hold不住了。土耳其的第二任总理是凯末尔的亲密战友伊诺努，此公是地位仅次于凯末尔的开国功臣，也是当年《洛桑条约》的签订者，更是凯末尔思想的忠实拥趸。

  凯末尔死在了二战前夕，伊诺努接班的第二年，德国就闪击波兰，二战正式爆发，按理说土耳其地处欧亚枢纽，妥妥的兵家必争之地，想要在乱世置身事外几无可能。可伊诺努却硬是凭借灵活的外交身段在同盟国跟轴心国之间闪转腾挪，奇迹般地让土耳其免受战火的波及。

  然而谁也没想到，伊诺努的这番苦心换来的却是百姓的唾弃。这帮事后诸葛亮本着没占便宜就是吃亏的想法，开始纷纷指责起伊诺努首鼠两端，为什么你不一开始就果断押注同盟国？

  有一次伊诺努与民众互动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因为不满伊诺努在二战期间搞全国警戒时实行的粮食分配制度，于是便气冲冲地指责道：“你曾经让我们吃不饱饭。”伊诺努闻言悲愤交加，反驳道：“我是让你没有饭吃，但我让你有了父母。”

  但民众可不会管这些，他们只记得伊诺努让他们饿肚子的事，却把二战中享受的和平红利当成理所当然。

  1950年土耳其举行大选，愤怒的民众把唯一还能镇得住场子的伊诺努轰了下去。自此潘多拉魔盒正式开启。

  土耳其人民选出来的新领导人叫曼德列斯，此公的父辈就是当年被凯末尔干掉的地主。曼德列斯在位期间主要干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他用32亿美元的“天价”把土耳其卖给了美国。这是一项愚蠢至极的举措，以土耳其的地缘左右逢源，两边通吃才是最优选项。退一万步来说，就算要卖身，也不能只卖32亿呀，人家印度在冷战期间光是从苏联那里就套了140亿美元，更别说这32亿里有27亿还是用来给美军修军事基地的。

  第二件大事就为了讨好美国派兵到朝鲜战场参战，那积极性老美拦都拦不住。朝鲜战争可是高端局，哪是你土耳其可以玩的转的，结果5000人的土耳其旅一个照面就报销了3000。伊诺努费尽心机让土耳其避免了战火波及，结果这哥们一上来就赶着往上送。

  曼德列斯干的第三件大事，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他在位期间不顾国家实力强行变身基建狂魔，疯狂上马各种水坝、铁路、公路等大工程，此举，虽然为后世土耳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建条件，但是，基建狂魔不是谁都能当的，以土耳其当时的财政，根本就不足以支撑这样的雄图伟略。没办法，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曼德列斯只好印钱填窟窿，土耳其那魔幻的高通胀便是从他这里开始的。

  曼德列斯干了10年，民众的收入提升了50%，通货膨胀率却整整翻了一番，老百姓实际收入非但没有提高，贫富分化反而更严重了。

  1960年，为了赢下第二次大选，人气低迷的曼德列斯竟想要铤而走险拉拢宗教势力来助拳，这样的做法彻底惹毛了凯末尔留下的一众老臣。军队二话不说发动政变，绞死了曼德列斯。

  说一句题外话，曼德列斯倒台的时候，那些曾经把他抬上王座的人民举行建国以来顶级规模的以示庆祝，还真是人心似水，民动如烟啊！

  政变后，军队请出了老当家伊诺努出来主持残局，随即便宣布还政于民，让伊诺努与各党派组阁。可这时候伊诺努已经镇不住局面了，凯末尔一手缔造的共和人民党在议会选举中居然连半数席位都没有。无奈之下，伊诺努只好与正义党和全民这些极右翼党派联合执政。

  曼德列斯虽然是民主选上来的，但他在位期间搞的还是凯末尔跟伊诺努那套一言堂。直到现在，民主制度的弊端才彻底暴露出来，由于是联合执政，伊诺努这个第二任内阁从一开始就内斗不断，执政4年啥事都干不成，经济发展放缓，底层人民的不满日甚一日。

  军队的一些青年军官不满执政党的无能，他们开始私下联系准备发动政变，这可把军队高层给吓坏了。他们做出了跟当年马嵬坡前陈玄礼一样的选择，既然政变不可避免，那就必须由高层主导。

  1964年，军队再次发动政变推翻无能的民主政府，就连伊诺努也被军方暂时软禁。可怜伊诺努，开国功臣竟至于此啊！政变发生不久后，军方再次宣布还政于民并释放伊诺努，经过全民选举后，最终由一个叫德米雷尔的人出任土耳其总理一职 。

  可这个德米雷尔还不如伊诺努呢。他执政的60年代是个神奇的年代，那个十年里各种左翼运动此起彼伏，世界各国左右对立异常尖锐，土耳其在党争的基础上又添上了一层左右之争的色彩，原本就混乱不堪的政坛这下子更是雪上加霜。

  就连伊诺努这个根正苗红的中间派，为了顺应潮流都对外宣传共和人民党是中间偏左的政党了。

  到了1971年的时候，双方矛盾已经到了刀兵相见的地步，左右两派加上德米雷尔派去的政府部门，直接在安卡拉街头爆发了三方大乱斗，史称血色星期天。面对这种乱局军方再次出手，德米雷尔辞职，左右两派遭到雷霆。喧嚣的土耳其再次恢复宁静。

  1974年，军方再次还政于民，毕竟民主这条路是国父选的嘛，军队作为遗志的继承者，跪着也要把它走完。

  军队走后，共和人民党上台执政。这时共和人民党的定海神针伊诺努已经于一年前去世，共和人民党也已经背叛了凯末尔主义变成了一个二流政党。这种政党自然镇不住局面。结果就是土耳其在接下来的6年之内换了6个总理，政治谋杀案件累积发生5000余起，最高峰的1978年平均每天都要发生10起政治谋杀。

  诶，怎么又是德米雷尔？没办法，这老哥再次复出了，结果他很不幸运地接了那短命总理的最后一棒。

  这次军方不再还政于民了，他们取缔所有政党，招纳了一批无党派的技术官僚亲自坐庄组建内阁。强势政府带来的好处是立竿见影的，军方上台后土耳其的经济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好转。土耳其通胀率第二年就由95%下降到29%，1987年在军政府执政的最后一年，经济增长率更是达到了9.49%。

  可就在这一切向好的时候，军队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们又要还政于民了！军队这一撤，以前被取缔的牛鬼蛇神换了一个马甲再次卷土重来，新一轮党争内斗又开始了。

  到了1997年，经过多轮拼杀后，最后是代表宗教势力的繁荣党上台执政。这军队哪能忍啊？以前党派乱斗他们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那都是世俗政党，这可是国父遗诏中严防死守的宗教势力啊！

  在这次政治大清洗中，有一个叫埃尔多安的政党领袖因为宗教色彩浓厚也挨了瓜烙，被军方强制下课。

  这件事情给了埃苏丹很深的感触，此后他不再敢明目张胆地打着宗教的旗号招摇过市，而是提出民主与世俗共存的口号忽悠军方。

  世俗嘛，好理解，这是军方从始至终坚持的东西。可这民主就有意思了，土耳其那地方占大多数，在一人一票的制度下民主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宗教。这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呀！不过军方却很吃他这一套，至少埃苏丹上台时军方就没有发动政变推翻他。

  而以宗教为基本盘的埃苏丹相比于过去那些世俗政党，也有了压倒性的优势，过往那种党派混战不休的局面在他任内已经销声匿迹。土耳其在经过半个世纪的混乱后，进入了长达20多年的稳定期。直到2016年埃苏丹露出獠牙后，军方才想起要搞掉他，结果为时已晚，功败垂成。

  这证明此时土耳其国内已无哪股力量能撼动他了。这种权势自建国后，恐怕也只有国父凯末尔有过。自此土耳其才算是告别了动荡。

  为什么呢？因为宗教势力在凯末尔时期就已经被废了武功，他们的土地和财富已经被剥夺，教士集团对于社会的影响力远没有波斯、埃及和沙特那些同行那么大，凯末尔之后的几代人事实上已经成功在宗教的铁幕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半个身子钻进了现代社会，其势如离弦之箭，再也回不了头了。因此不需要过多的担心宗教势力会开历史倒车。

  现在，土耳其是世界唯一实现现代化、工业化的国家，其国内的现代化受益群众掌握着国家的主要生产力，国家生产总值绝大部分都由他们所贡献，这些工业人口能允许宗教势力开倒车？就算埃尔多安有九牛二虎之力他也拽不回去呀！相反，有埃苏丹这么一个政治强人坐镇，土耳其才能走得更远。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虽然通过重创宗教势力把土耳其带入现代化的轨道，但他选择的民主制度未免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以至于后发的土耳其配上这套早熟的政治制度后水土不服，动乱频仍。最后给他这套制度打补丁的人，反而是他一直严防死守的宗教势力，这必须得说也是一种讽刺啊！

  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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