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024年3月27日，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集体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 新华社

  新华社7月15日发表特稿，题为《改革家习》。文章指出，二十届三中全会15日在北京开始举行，习带领全党全国踏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

  习被认为是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一段时期以来，他提出新一轮改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受到广泛关注。这也有力回应了外界对中国改革与经济发展前途的臆断猜测。

  习执政的新时代也是改革的新时期。中国总实力持续增长，国际影响力不断的提高。面对各种机遇挑战，现在到了新一轮改革提速的关键期。

  习被认为是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他们肩负相同的使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但两人面对的形势迥然不同。发起改革开放的1978年，中国人均GDP不到200美元。改革几乎从零开始。而2012年习就任中央时的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同时许多发展红利正在消退，包括曾经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习说。他拒绝躺在前人功劳簿上休息，而是继续冲刺。10多年来，中国出台2000多个改革方案，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多，并保持了世界经济稳步的增长第一引擎位置。但面对老百姓对于更美好生活的期盼，为保持新冠疫情后经济恢复势头，以及防范各种风险等，还需付出重大努力。

  在习看来，未来要实现现代化，续写中国奇迹，仍然要用好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在今年初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习重申改革。两会上，他要求加快推进各方面改革。在多次离京考察途中，他反复强调“改革是发展的动力”。5月下旬，他在济南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听取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与会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告诉新华社记者：“座谈会气氛很活跃。能够准确的看出改革在心中分量很重，而且他对改革方方面面情况非常了解。”

  习今年春季在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时说：“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公司可以提供更广阔发展空间。”

  习的改革情结一以贯之。上世纪60年代末，他不满16岁下乡插队，在陕北黄土高原贫瘠的梁家河村劳动7年，经常捱饿，那时他的愿望就是让乡亲们吃饱饭。他对后来发动改革的初衷──中国“不能再穷下去了”深为认同。同一样，习的改革动力也来自人民的期待。他在梁家河时就带领乡亲实施了一些大胆改革举措，包括办铁匠舖、建商铺和改善农田生态条件。

  习有改革家传。在改革伊始的1978年，习的父亲习仲勳受中央委派南下主政广东，创办深圳等经济特区。那年，正在清华大学学习的习受父亲委托到安徽滁州实地调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记了一大本笔记，收藏了40多年。

  习在每一个地方任职都是改革先锋。在正定，他力主包产到户，使贫困的正定成为河北省第一批包产到户试点县。刊载于1985年第1期《中国青年》的一篇报道描写了习领导下的正定新面貌：“山西省一位县委书记到正定参观，临行前感慨地说：‘这里，听不见人人喊改革，但处处在改革。’”“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做到了什么，其中之一就是做到了解放思想这一条。”习回忆正定改革时这样说。

  习离开正定后去了经济特区厦门。在那里他推动成立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担任福建省省长时，习率先在全省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项改革后来在全国推开，被称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的又一场革命。调任浙江后，他开创性提出“腾笼换鸟”的改革构想，并成为最早参加浙商活动的省委书记，他让民营企业家有重要事情可以直接去办公室找他。他将浙江的改革从经济、政治领域推进到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

  他的改革者风貌令国际人士印象非常深刻。2006年9月时任美国财长亨利．保尔森首次访华，把杭州定为第一站，认为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是他到中国会见第一人的“完美人选”。“他是那种知道怎么样攻破球门的人。”保尔森如此评价习。他后来回忆，2014年的一次会见中，习曾对他说“改革相关事宜是我关注的重中之重”。上海任上，习要求该市通过改革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2012年，习任后离京考察的第一站，即循着父亲足迹来到深圳，向莲花山公园的铜像敬献花篮，宣示自己的坚定决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1978年，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而2013年习主导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在这次全会上，习列举了一长串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包括腐败现象、发展不可持续、生态环境恶化等。他说：“解决这样一些问题，重点是深化改革。”全会通过《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西班牙《世界报》说：“习开启了中国30年来最深刻的经济、社会和行政改革的序幕。”

  1个多月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由习任组长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是历史上首次在党中央层面设置专司改革工作的领导机构。后来这个小组成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由习任主任。

  “重大改革事项，都由习一锤定音。”一位熟悉情况的负责改革的部门领导和记者说，重大改革方案每一稿他都认真审阅，逐字逐句亲笔修改。

  习的全面深化改革，基于他从长期实践中得出的深思熟虑，并形成一整套顶层设计。他认为改革创新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用中国古训“革故鼎新”来激励人们。在改革方向上，习头脑清醒。他用“邯郸学步”、“画虎不成反类犬”、“水土不服”、“死路一条”来警告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将带来难以处理的后果。“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他说。习强调，改革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对于应该改的，习要求坚决改，暂不具备条件的也创造条件改──包括改掉一切束缚经营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的发挥作用的弊端。习的全面深化改革范围、规模和力度空前，全方位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国防和军队等各个领域。

  他实现了新时代改革理论的创新，并提出科学的改革方法论，包括：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他要求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来统率改革。

  他格外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在改革中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把握好推动改革的时度效。掌舵关乎14亿人口福祉的改革，他提出“稳中求进”、“先立后破”，确保改革符合中国实际。“他纠正了‘唯GDP论英雄’。”一位陕西官员说。他回忆习先后6次批示，制止在秦岭自然保护区建别墅。这件事也反映出生态领域改革当时遇到的地方利益集团阻力。

  习的改革一直在艰难中突围。他要打破更多的利益藩篱。他说：“这样一个时间段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任不到20天，他就主持制定“八项规定”，根治官场公款吃喝、铺张浪费等沉疴痼疾。这一措施坚持至今且逐渐完备，人民由衷赞叹“八项规定改变中国”。以此为起点和切入口，习掀起史无前例的反腐风暴。他说：“反腐败斗争有利于淨化政治生态，更有助于淨化经济生态，有利于理顺市场秩序、还市场以本来的面目。”“零容忍”的反腐斗争10多年从未间断，过去1年多来继续席卷金融、粮食、医疗健康、半导体等行业和体育界，数百名高级官员、银行高管、医院负责人甚至足协主席、国足主教练等落马。

  治标更治本。习提出对这一百年大党进行改革，发起“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他领导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建立完整巡视制度和国家监察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习发起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改革中最受瞩目的。他用改革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建设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说。

  这是“动奶酪”最大的一次改革。习说：“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由此，他使改革进入纵深领域，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党主动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以及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不断革除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病，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中央党校教授刘炳香说。

  在全面从严治党同时，习推动全面依法治国，通过司法改革等打破几千年权大于法的人治痼疾和事事讲人情讬关系的社会风气。在一次会上，习痛斥“花钱可以免罪、花钱可以买命”的现象。他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他领导制定和修订一批法律，包括反垄断法，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上升为法律规定。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得到健全。在2020年宣判的一起典型案件中，中国法院判决一家福建企业侵害美国球星迈克尔．乔丹的姓名权，要求其停止在商标上使用。

  海外舆论称中国新时代的改革为“习式改革”，而这不是一场简单的“经济转型”。习认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因此，改革的目标是塑造新时代的中国人，让人们“树立文化的自信、民族的自豪感”。2012年，他要求在党代会报告中写入“文化自信”。随后他将这个概念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并称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习式改革”也代表着将马克思主义做了适应新时代和现实国情的再造，也使其与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改革便因此具有了崭新的哲学意义，并显现出格外的重视制度建设的特征──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因此做了大量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工作。

  在作为国家主席发表2017年新年贺词时，习说，“各领域具有四樑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已经基本确立”。了解中国传统建筑的人知道，“四樑八柱”搭起，屋子就已成形，能更加进一步完善了。习将全面深化改革指向一个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无疑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进程。

  习就任当年，中国经济提高速度自1999年以来首次降到8%以下。欧洲债务危机重创外贸，房地产调控拖累内需，有外资银行分析师称，“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近30年最危急的时刻”。习确定了改革的主攻方向──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仍然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习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他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发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向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为让官员们更好理解改革发展的现实意义，习用中国游客到国外买马桶盖和电饭锅的故事来给他们“上课”。当时，不少中国人热衷从海外购买从奢侈品到日常生活用品的各类商品，一些国内企业的产品却卖不出去。

  通过习倡导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能过剩困境得到缓解，其中钢铁行业截至2022年底淘汰落后和化解过剩产能约3亿吨，超过当年印度全国粗钢产量两倍。从节能环保家居产品到新材料运动装备，从智能电子设备到国产大飞机，慢慢的变多产品受到海内外消费者的欢迎。

  为推动改革，习身体力行，展露出敏锐的超前眼光。10年前，中国公路上跑的绝大多数是燃油车。2014年，习考察上海汽车集团，提出“开发适应任何需求的产品”，发展新能源汽车，使中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此后10年，习几乎成了电动汽车的“超级粉丝”，多次考察汽车公司，参观实验室，试坐电动汽车，鼓励生产者注重产品质量，形成市场竞争力。新能源产业，其实就是习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的一部分。虽然新质生产力是他去年国内考察调研时使用的新语汇，但他早已在推动发展。比如，在上世纪70年代的梁家河，他就率先把沼气引进陕西，使村民用上“新能源”灯，用气而不是靠砍柴来烧饭，既便利了生活，又保护了环境。

  习多次通读《资本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他视生产力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以“创新”、“质优”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反映了中国决策者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以AI为代表，汇聚生命科学、量子计算、纳米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太空和深海技术等──推动改革的紧迫感，而这与习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的策略一脉相承。习说：“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他将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不强比喻为“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习说。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发挥新型制优势，组建首批国家实验室，强化企业科学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改革科技评价制度。“揭榜挂帅”、“赛马制”得到推行。二十大报告首次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专章部署、一体统筹。

  改革的效果已然呈现，中国的全世界创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3年的第12位。去年5月发布的自然指数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中国作者2022年在高质量自然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份额首次排名第一，超过了美国。2023年，已遭美国全方位封锁打压多年的华为推出搭载自研芯片的新手机，舆论认为，这说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科技围堵难以奏效。但这还远远不足。习提醒：“基础研究是科学技术创新的源头。我国基础研究虽然取得显著进步，但同国际领先水平的差距还是明显的。”他要求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支持原始创新，加快发展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

  习上任时，距离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有20年，但一些企业要办成一件事仍然很难。2014年，一位人大代表在地方两会上“晒”出一张“行政审批长征图”：一个投资项目从获得土地到办完手续，需经过30多项审批，盖上百个章，全程最少需历经272个审批日。

  习痛恨繁琐而低效的审批。他在福州工作时，便率先倡导简政放权，创造性实行投资项目审批“一栋楼办公”，全部手续不用出楼即可办成。任后，他拍板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写入党。几年来，国务院取消和下放行政许可事项1000多项，中央政府层面核准投资项目压减90%以上。“证照分离”等商事制度改革让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平均4个工作日以内。企业去政府办事，“一颗印章管审批”、“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都不跑”的情况慢慢的变多。2024年1月国务院又出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让创造财富的活力竞相迸发，让市场力量充分释放。”习说。

  改革的结果是，中国被世界银行评为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之一。美国企业特斯拉是受益于改革的一个例子。2019年，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实现“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投产、当年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说，这创造了令人惊叹的上海速度，也创造了全世界汽车制造业的新纪录。今年5月，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动工，再次见证中国速度。

  习十分关心并熟悉非公有制企业的情况。在一次会议上，他痛心地说，非公有制企业遇到了“三山”、“三门”，即“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和“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要做的是“搬山破门”。他指示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为民企纾难解困。他要求推动金融改革，为民企融资提供便利。同时，“凡是法律和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应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凡是我国政府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都应该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

  在习指示下，“有恒产者有恒心”写入。在工程建设和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领域，不当市场干预行为被专项整治。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方面实施，清单之外“非禁即入”。截至2023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经营主体达1.84亿户，是2012年的3倍多。首批民营银行获批筹建，首条民营控股高铁开通运营，民营资本被允许进入油气勘探开发领域，民营公司创下火箭海上发射、液氧甲烷火箭重复使用的成功纪录。2012年至2023年，非公有制企业数量翻了两番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由约79%提高到逾92%。

  习还对国企大刀阔斧改革。2017年，中国联通作为首家面向民营资本开放的通信行业央企，在“混改”中引入包括腾讯、百度、京东、阿里等互联网公司在内的14家战略投资者，业内评价这是“全球电信行业发展140年以来，首次出现‘电信运营商＋互联网’的资本与业务创新模式”。随后习实施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国有企业全面完成公司制改制，3.8万户国企实现董事会应建尽建，任期制、契约化管理覆盖逾8万户企业。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各项改革与时俱进。外媒观察到，2018年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叠加3年新冠疫情以及地理政治学变化，使得中国经济韧性受到考验。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进行着新的调整。

  习带领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应对形势变化。这项战略的重要支撑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此要进行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拆除区域壁垒的一系列改革。李君如说，习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在神州大地上“画”出新的“带”、“圈”、“点”，升级了中国行政区划版图。他决策、部署、推动被称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建设，推进前海这个“特区中的特区”的发展，鼓励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东北和中部地区凝聚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合力。

  他引领的“以开放促改革”的力度也慢慢变得大，特别是倡导“制度型开放”。中国已取消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江苏、北京等地推出了鼓励外资参与重点产业集群建设、吸引优质外资参与产业强链补链延链，以及便利外资跨境数据流动等措施。中国还积极寻求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国将通过持续深化改革，努力全面达到该协定的规则标准，并在市场准入领域作出超过中方现有缔约实践的高水平开放承诺。

  2013年，习指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现在数量已达到22个，海南岛整体成为自贸港。习主导的另一项改革是，设立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上海进博会，他还谋划了服贸会、消博会，来展现他对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构想。目前，中国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并稳居外商直接投资第二大目的地。

  同时习致力于防范类似美国次贷危机的情况在中国发生，并警惕一些领域出现的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现象，称其损害了人民利益，提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舆论认为，这反映了中国的改革不再以增长为唯一目的，而是考虑更多优先平衡项。习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显著特点是协调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中国成功应对了重大风险挑战，是40多年来全球大国中唯一没发生金融危机的经济体。

  习认定改革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人民，“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这完全不同于西方奉行的“资本至上”。他在2017年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近40年后，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重大变化，是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此，他推动协调发展，倡导共享理念，致力于实现提出的“共同富裕”。

  习就任时，东西部的差距很大，贫富不均严重。他通过当地考验查证访真贫摸实情，果断改革扶贫策略，实施“精准脱贫”，打出从建档立卡到易地搬迁、从产业对接到教育扶贫等的“组合拳”，派出300多万名干部常驻贫困村定点扶贫，最终消除了延续几千年的农村绝对贫困。

  中国改革始于农村，习倡导的“三农”改革更为全面──从建立“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粮食稳产机制，到改革农村经营体制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习在世纪之初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中提出：“大胆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坚决剔除黏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彻底消除由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而在当时，对于要不要取消户籍限制，各方面争议很大。

  习就任后，中央政府出台“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方案，并在不到5年时间里提前实现。2023年，习到上海考察时，特意去探访外地打工者所住的公寓。听到山东打工者说要把配偶小孩接过来租房、安徽打工者说要找对象在上海安家，他高兴地说：“好啊！扎根，落户，发展。”在习执政期间，中国终结了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劳教制度，将个税起征点从每月3500元提高到5000元，实行“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政策以缓解百姓住房困难，根据人口发展形势相继实施单独两孩、全面两孩和三孩政策，使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10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逾13亿人。

  习认为“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他要求总结推广福建三明市的医改经验，破解医疗改革这一世界性难题。他推动全面取消实行60多年的药品和耗材加成，破除“以药补医”，减少患者看病费用。习主持的一次深改委会议通过了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方案，有关部门还据此组建“国家队”出面与医药企业谈判药品和医用耗材价格。2021年火遍网络的一次“灵魂砍价”中，在国家医保局谈判代表“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的坚持下，一种罕见病的“天价救命药”经过8轮激烈谈判，从每针70万元降至3.3万元，进入新版医保目录，让全国3万多名患者看到希望。类似的降价药品达几百种，几年间累计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约5000亿元。

  习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把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为此中国逐渐完备文化产业规划和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仅以电影产业来看，全国银幕数量从2012年的1.3万块增长到去年底的8.6万多块，居世界第一。《》今年初的报道说，中国电影产业正在制作更多引起国内观众共鸣的优质影片。教育体制改革是“习式改革”的重点，这必然的联系到“出人才”和“强科技”。他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素质教育、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等。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连年保持在4%以上，教育成为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的第一大支出。

  另一项突破性改革是在生态领域。10多年前，环境污染是百姓抱怨最多的问题之一。2012年初广西河池市境内的龙江河发生镉污染，影响到上百万人的饮水安全。这年，四川什邡、江苏启东、浙江镇海等地发生民众因担心环境被破坏而反对工业项目上马的。在厦门以治理筼筜湖、在杭州以保护西湖闻名的习，组建生态环境部，将生态环境保护设置为不能逾越的“红线”，对地方政府考核实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建立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指示各地任命“河长”、“湖长”和“林长”。

  习执政期间，中国成为全世界空气质量改善最快、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中国的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稳居世界第一。作为其发起的“能源革命”成果之一，他领导建成全球顶级规模碳市场，并向世界承诺中国将用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绿色低碳发展，这是潮流趋势，顺之者昌。”他说。习认为，纠正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是为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也是要保护人类的家园，因为地球是唯一的。

  新加坡《联合早报》评价说：“环顾世界，没有一点一个国家能够像当今中国这样，以一种说到做到、只争朝夕的方式全方面推进改革进程。”世界知名咨询公司爱德曼的2023年信任度调查报告数据显示，中国整体信任度达83，在所有被调查国家中排名第一；同时，中国是所有受访国家中唯一对经济前景更加乐观的国家。美国智库印度、中国及美国研究所学者丹．施泰因博克评论：“在习领导下，中国以世界级的创新和繁荣的消费实现了再平衡。”

  观察的人表示，习作为新时代改革设计者、实践者和引领者，让开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延续并不断书写新篇章，点燃了中国这艘巨轮加速驶向全面现代化的新引擎，使中华民族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改革之一。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使世界经济稳步的增长有了无可替代的推进器和压舱石。习把坚持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并以此在中国开启了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变革，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他提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大动能。去年中国经济以5.2%的增速，贡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增长。中国发动机仍然强劲。

  习今年5月访问“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塞尔维亚时，来到斯梅戴雷沃钢厂，他带去天坛和圣萨瓦教堂造型的钢制工艺品作为礼物，而钢材就来自这家钢厂。2016年，习访塞时就曾来到这里，并亲自关心、促成了合作项目。钢厂在中资企业投资后扭亏为盈，5000多名职工的工作岗位得到保障。习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改革发展惠及世界的一个范例，它通过相互连通来促进各国经济稳步的增长、摆脱贫困。目前，已有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这个倡议。中国的未来更为人关注。“如果继续改革和开拓新道路，中国就更有可能成功。”《南华早报》的报道说。

  谈到未来的改革，习说，要“推出一批战略性、创造性、引领性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舆论对习领导的改革前景表示乐观──不仅因为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和市场体量、充足的增长空间和潜力，更在于它有具备坚强核心的执政党的统一领导，而且执政党有自我革命的决心和纠错能力，有把长远规划落实的行动力。不少“全球南方”的的人表示，中国改革的成功为他们的现代化提供了借鉴和选择。巴西精英企业家协会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多斯桑多斯说，中国提供了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理念，摆脱了传统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可为地区未来发展提供更多思路。

  针对海外一些对中国改革目标与意图的误读或担忧，习时常对外国朋友说，中国无意改变和挑战已有的世界秩序。同时中国也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和影响全球治理，在国际事务中始终主持公道正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习继承发扬了的事业，让中国不仅续写了经济奇迹，还展现出文化魅力，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习说，“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但是我们会持续探索，勇往直前。”